每年两会，教育和医疗问题都备受关注。在很多人眼里，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和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都属于个性派。王树国曾被称作敢于放炮的大学校长；黄洁夫则被很多人评价为“敢说真话”。接受采访时，二人都说到了“体制”这个词，黄洁夫直陈现行个别政策的不合理；王树国也剖析了高校腐败现状的原因。

　　王树国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好学校，大家不必削尖脑袋进去，那高校招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就不存在了。

　　谈双重角色

　　“不要把校长当成官员考核”

　　新京报：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大学校长正遭遇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多人会喜欢拿来与之前的“大家”相比。

　　王树国：没有半点理由去责怪社会。对现状不满意，责难校长无可厚非，和以往的那些大教育家相比，我们确实有相当差距，需要反思。

　　新京报：具体反思什么？

　　王树国：为什么现在办学条件越来越好，社会的意见却越来越多？过去的教育家把自己和社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现在的校长呢？脱节了。我觉得要谦卑地服务，而非高高在上，象牙塔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得面向社会。

　　新京报：你也是位副部级官员，怎么看待校长的官员身份？

　　王树国：这里要厘清一个问题，都说大学要去行政化。大学有没有行政化，有，而且很重，但行政化并不是源于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而是和这个管理体制有关，大学校长有官职，只是行政化的一个符号，而不是本质。

　　官员这顶帽子，说实话在行政化管理下能发挥很多作用，特别是争取资源分配时，可能对方会考虑多给一些。

　　新京报：你觉得两种角色会存在冲突吗？

　　王树国：有冲突，不要把大学校长当成官员管理、考核。我觉得大学校长是否合格，得看他对教育的本质把握，对办学规律的探索，应有更专业化的评价体系。

　　谈教育改革

　　“将大学放置于社会”

　　新京报：十八大提到了高等教育全面改革，你曾说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王树国：大学教育中计划经济的色彩太多，和市场接轨的机制少，自我约束太少，改革不是简单的放权，一定要将大学置于社会大循环之中去。打个比方，你觉得大学校长日子好过吗？

　　新京报：貌似不太好过。

　　王树国：你会发现，即便学生就业不好，校长的头衔不少；学校招生不好，也不影响发展。因为大学和社会的链条脱节了，原本社会是你的服务对象，得看它是否满意；你不好好服务，社会就会惩罚你。但现在的大学没有这个反馈，或者说反馈相当迟缓。

　　新京报：这几年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都提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并有很多制度改革和创新，你怎么看这些学校发挥的作用？

　　王树国：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反映的是对现有社会大学群体改革的不满，寄托于新生产物。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出国读大学，是一样的道理。你的孩子需要别的国家来培养，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哀。我们的大学应该有危机感。

　　谈高校腐败

　　“创造出不易腐败的土壤”

　　新京报：媒体曾盘点2013年的高校腐败案，发现除招生、占用教育科研经费、学术造假等方面，后勤基建部门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你怎么看？

　　王树国：大学腐败和社会腐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大家心目当中，大学是特别神圣的，不应该出现，一旦发现，对公众打击比较大。

　　新京报：大学腐败是因为缺乏监督吗？

　　王树国：监督问题其实是表象，往深层次看，社会各个环节的运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监督身上。而是要创造不容易产生腐败的土壤，改造了，就长不出腐败的果子来。

　　新京报：你觉得大学的土壤要怎么改造？

　　王树国：拿医患关系举例，医患矛盾突出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太少了，资源供给不足带来的必然结果。教育也是这个问题，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让公众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