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财产公开是官员从政的起码要求。在很多国家，官员财产公开被证明对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制度不断趋于完善，因而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然而我国从1994年开始就将“官员财产公开”纳入立法规划，这么多年过去，其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不断呼吁，但制度就是不见出来。

　　从李永忠的主张，其实可以看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一是财产见不得光的污点官员太多。如果绝大多数官员的财产来路都正当，只有极少数人的财产是通过权钱交易谋来的，那么，官员财产公开用不着讲条件，因为少部分人不足以对制度出台形成破坏性对抗。只有问题官员较多，才会形成对制度的阻力。二是公民力量不足以形成对问题官员的抗衡。反腐专家早已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对既得利益者的阻止能力。如果说，社会力量对问题官员处于优势，整治贪腐是不需要“赦免”之类妥协的。

　　贪腐行为本没有赦免理由，严重犯罪不能因为人家主动交待和退回非法所得就完全免于处罚。但当下对贪腐官员，不得不让法律作某种形式的让步，这完全是无奈之举。18年立法酝酿无结果，可以印证李永忠“赦免说”的实际性。但另一面也说明，反腐的挑战异常巨大，腐败的程度和危害惊人，当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充分显现出来。

　　如果迟迟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腐败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以前查处的贪腐官员，贪腐数额多在几千几万元，渐渐数字越来越大，现在几千万上亿是常事。从贪腐对象的年龄和职权上看，越来越呈低龄低职化趋势，“晚节不保”已演变为“趁早下手”；从贪腐发生的领域看，已越来越从传统“重灾区”向其他领域普遍蔓延，甚至全社会效仿；从贪腐手段看，越来越形式多样，甚至通过制定法律制度来为寻租者牟利。众多现象表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迟迟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实行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制度的阻力来自腐败分子的反对，随着腐败越来越严重，腐败人数越来越多，财产公开的阻力会越来越大。不得不通过妥协的方式减少阻力，说明时机已经不早，如果还不出台，可以想见，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不能再让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耽误时机，什么“侵害了官员隐私权”、“影响官员工作积极性和队伍稳定”、“技术条件不成熟”……这些一戳就破的理由，无非是既得利益者不想在自己身上动刀的借口。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说得实在：财产公开没有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腐败的危害，已被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样的忧患意识，应该能催生公开官员财产的强大决心。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一件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领导是否真正重视、是否有足够决定和魄力，而非事件是否应该做、值得做，更少取决于公众是否需要是否要求，这样的运作模式是特色还是特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