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是近百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喜新厌旧的文化心理，盘点新事物时尽往好处想。所以，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事物的时候，就没有把学术腐败也记在账内。其实，像我辈“50后”人，从小就知道什么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甚至生活腐败，但没听说过“学术腐败”。讲腐败的原因，是那时要批判旧社会旧制度，要说明国民党统治为什么坏。腐败是用来概括人们厌恶的事物最出色的形容词。也许是国民党在倒台前，还来不及对学术实现有效的控制，换句话说，来不及把学术腐败掉，所以后来大批判的时候就没有这一专项。那时的革命大批判也是有所讲究的。

        那么，历史上呢？反传统的人士会想，传统那么源远流长，什么毛病不能从中找到它的根源？我想，那要看你如何为学术腐败下定义。如果把它界定为通过抄袭或造假的手段，拼造学术成果，从而骗取相关利益，这种情形以往比较罕见。古人是有抄书的现象，而且把不同人的作品抄在一起而只冠上一个人的名字，例如《墨子》、《庄子》，学界公认不是一人的作品，而是一个学派的合集，但抄者或编者自己没有留名，没有借它骗取利益的问题。也有造假的，从清末康有为到民初古史辨派，就指摘过多少经典是伪造的。然而这种造假者，如果存在的话，其成果是托在古人名下的，其最担心的事就是被人知道自己是赝品的作者，所以其混淆视听的目的，也不是沽取名利。当然，也有例外者，据传魏晋时代的郭象，其代表作《庄子注》就是剽窃另一名士向秀的成果而来的。虽然学界有人力辨向、郭之注庄不是同一回事，试图为郭象平反，不过我倾向于在有机会以名图利的时代，这种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只不过它构不成文化现象，不像现在，作案者单是副校长级的，就能列出许多位。其实，最容易想起与腐败挂钩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古代科举。你想夹带、抄袭以至于找替身代考，这种作弊的目的就是图利，不是腐败是什么？的确就是腐败，不过，科举是考做官的资格，虽也有知识能力思想倾向的考试内容，但不是考学问品级。就如今日考公务员，如果夹带、抄袭，或者送红包、递条子成为普遍现象，那只算是政治腐败，而不能称学术腐败。当代中国学术水平再不济，也不能如此蔑视。

        我还想说，在新中国建立的六十年中，前三十年也难有学术腐败的机会。可以想想，在提倡又红又专，批判走白专道路，甚至要拔白旗的时代，想冒充有学问来获利，不是神经搭错线么？这种人也许有，但绝不会多。这样，说学术腐败是我们最近三十年间的新事物，应该不是虚言。而且它的复杂性也不只是抄袭与造假那样简单。毫无疑问，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而且应该就是近三十年中我们创新的制度。导致学术腐败的制度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学术可以获利，一是以学术的名义而不一定是学术本身也能获利，前者是动力，后者则是机会。以利益驱动学术，在现代社会无可厚非，但如何分辨哪些制度是成为以学术的名义而非以学术本身谋利的条件的，则大有功课要做。思路当然很多，我的建议更简明一些，不妨对照一下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学术教育，那个（至少在人文社会领域）大师辈出、成果累累的时代，看看那时比今天到底多了哪些防止腐败，或者是少了哪些可能滋生腐败的制度设计。

        与政治或经济腐败相比，学术腐败的暴露不容易让公众觉得触目惊心，可后果也许更严重。以往学术腐败不存在或不严重，不是前人高明，而是相对而言，学术应该是抵制腐败的最后阵地，如果这阵地也失守，那就意味着腐败是无处不在的一种空气。钱学森关于中国教育为何不出创造性人才的提问，可以有多种答案。如果造假可以招摇过市，那平庸就是美德，剩下的只有圣人才想创造。但圣人太少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