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肖某，中共党员，A省C市市委书记。

　　2016年1月，肖某在其收受他人房产的行为被组织调查后，为掩盖其严重违纪问题，与其家属商量，将该房产抓紧出售，多次向有关私营企业主（曾向肖某行贿）打探组织是否找他们谈话核实，并与相关人员串供，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将部分赃物转移至亲友处藏匿。同年4月，肖某被组织立案审查。

　　分析意见

　　对党忠诚老实，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的基本义务。近年来，部分党员干部在实施违纪行为后，特别是其违纪行为开始被组织调查后，往往实施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实践中出现较多的是，被审查人在与其存在权钱交易关系的人员接受组织调查后，通过转移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组织相关涉案人外逃、打探案情等方式，企图逃避组织调查。根据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此类行为应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上述案例中，肖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为掩盖其严重违纪问题，打探消息、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物，甚至伪造证据，依据新《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其行为构成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已违反政治纪律，应追究其纪律责任。

　　执纪审理实践中，对此类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应注意把握好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定性问题。新旧条例有个演变过程，2003年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四条将此类行为称之为“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并没有规定为独立的违纪行为，而是作为可以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节在总则中予以规定。新《条例》则把此类行为表述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在分则中单独作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予以认定，对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党员在忠诚老实方面的政治性要求，体现了“党纪严于国法”的党内审查特色。因此，如果被审查人的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全部发生在2016年1月1日前，可作为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节认定；如果其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发生或延续至2016年1月1日后，对该行为应单独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与其他违纪行为合并处理。

　　第二，关于如何把握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时间节点。执纪实践中，部分同志认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必须发生在组织决定审查后才能认定，即审查程序已经启动才存在“对抗”的问题。比如组织决定初核后，被审查人察觉并与相关行贿人串供，转移赃款，才能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对此我们研究认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既可以发生在组织决定审查后，也可以发生在违纪行为实施后、组织决定审查前。比如被审查人在收受他人钱款后，为防备日后可能被组织查处，与送钱人签订了虚假的借款协议，这种行为也属于对抗组织审查。

　　第三，关于干扰巡视工作能否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问题。在执纪审理实践中，我们对干扰巡视工作的一些典型行为，已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性质。如在巡视组巡视期间，有的党员通过打探巡视消息，提供虚假材料，甚至模拟巡视谈话等方式干扰巡视工作。我们认为，该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防止组织发现其违纪问题，逃避组织查处，因此在本质上也属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应依据新《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为人相应党纪处分。

　　第四，关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和党员正常行使申辩、申诉权利的区别问题。党章赋予了党员进行申辩、申诉的权利，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也规定“党员实事求是的申辩、作证和辩护，应当受到保护。”因此，在执纪中应当慎重把握好对抗组织审查行为与正常行使申辩、申诉权利的政策界限。我们认为，被审查人在接受组织审查时，对违纪事实、行为性质等提出的合理辩解，不属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组织应该认真听取；如果由于存在思想顾虑或畏惧心理，谈话初期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但经思想教育后能够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如实交代问题的，也不宜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钟纪晟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