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小”意味“放大”？

　　“抓小”不能“放大”，反腐高压不减

　　【案例】

　　2015年2月，广东某市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市监察局副局长李荣（化名）公款吃喝、收受礼品等顶风违纪问题。在市纪委函询核实问题时，李与相关人员均予以否认。该事件被网络曝光后，李与相关人员再次串供，应对组织审查。同年8月，广东省纪委查实李荣违规接受公务宴请、收受礼金礼品问题，并在组织函询期间未如实向组织报告，串供隐瞒事实真相，情节严重。最终，省纪委决定对李荣予以立案检查，对其采取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

　　对干部问题“抓小”，并不意味着“放大”。对重处分占“少数”、立案审查占“极极少数”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纪委不查大案，也不意味着将对干部出现的严重问题高举轻放。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如果运用函询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并存在严重违纪问题时，纪检监察机关将毫不手软使用更加严厉的纪律戒尺。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实际上，“四种形态”的实施，是关口前移，尤其是第一种形态，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将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在法律“红线”之上设置多道防线，旨在拦截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避免“好同志”沦为“阶下囚”，并不是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

　　以广东为例，数据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受理与审结的案件数均连年攀升。2014年受理的案件数增长了82.2％，其中审理厅级干部人数比2013年增长165％；2015年受理案件数比2014年增长了162％，其中审结厅级干部人数比2014年增长167％。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以前不管的现在管了，以前放松的现在收紧了。”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王衍诗说。

　　4月16日，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4月18日，广东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刘志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4月21日，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5月12日，外交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一个多月以来，一个个“大老虎”被查处再次表明，反腐高压态势不减，强度不降，任何人违法乱纪都不要寄希望于侥幸逃脱或重罪轻罚。

　　批评教育可以代替硬处理？

　　不能割裂“四种形态”，需综合把握运用、对症下药

　　【案例】

　　今年1月29日，中央纪委公布了2015年给予十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作出重大职务调整的情况，这些干部因严重违纪，有五人被开除党籍，降为科员或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有四人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降为正处或副厅级非领导职务……2月5日，中央纪委又公布了四川省省委原副书记、省长魏宏和湖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两人分别被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和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老虎”究竟是怎么长大的？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在中纪委官网接受访谈时表示，从这些年日常的执纪审理工作中，常常发现不少“老虎”是一路腐败、一路带病提拔过来的。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腐败上；相当一部分纪委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把法律当尺子，把监督执纪退到法律的“红线”。

　　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明党的纪律，可以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也得视病情轻重来对症治疗：头疼脑热、感冒咳嗽就开点常用药；高烧不退、炎症严重再使用抗生素；长了良性肿瘤、组织增生要做手术摘除……这就要求对“四种形态”综合运用把握，决不能只强调某一种形态，忽略了其他形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纪委“三转”的改革深化，大多数纪检干部过去以办大案为英雄的理念逐渐得以转变。吉林2015年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共谈话函询591人；江苏防止小错拖成大错，今年以来共谈话函询省管干部163人；湖南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今年1至3月共开展谈话函询434人次，同比增长675％……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理念逐渐贯穿于各级纪检机关监督执纪过程中。

　　在转变片面抓大案的同时，也要防止片面偏向某一种形态。有的地方在监督执纪过程中，以批评教育软处理代替纪律硬处理。比如，有地方党委书记收到反映干部问题线索后，直接对干部进行谈话提醒，根据谈话效果及干部态度来判断问题线索是否属实，事后并不对线索及干部反馈进行核实，这就容易造成线索遗漏。此外，有的地方在利用函询要求干部说明有关情况时，并不进行全面核查，有的采取抽查方式，有的甚至只是作为依据暂存起来。因此，既要重视运用好第一种形态，把问题消化在萌芽状态，使严重违纪的干部越来越少，也要充分发挥后面三种形态的威慑和后盾作用，对严重违纪的腐败行为坚持零容忍。

　　运用第一种形态最简单？

　　警惕“容易论”，提高能力担当

　　【案例】

　　今年2月23日，经过江西宜春市纪委初核之后，市纪委副书记对某县政协副主席张朝（化名）就违规放贷、投资入股旅游地产问题进行诫勉谈话。起初，张朝一直不敢直面问题，含糊其辞，认为交代自己存在的问题就是“自断前程”。后来在市纪委副书记中肯的开导下，张朝慢慢意识到这样的诫勉谈话是“组织在帮助我、关心我，在咬我的耳朵，让我出出汗，扯住我的袖子，要我及时收手”。最终，他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谈话之后，市纪委就其他反映不属实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正名，没有影响张朝提拔进步。张朝感慨万分：“若不是市纪委的同志帮助我及时收手，怕是我会依然侥幸下去，必定酿成大错。”

　　运用把握好“四种形态”并非易事，尤其是第一种形态，如上述案例，如何让被谈话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问题，又能让其充分认识到这是组织的关爱，考验着谈话主体的能力以及对政策法规的把握。

　　“谈话函询与执纪审查中的谈话不一样，后者往往已掌握大量违纪证据，需要攻破的仅仅是心理防线，而谈话函询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问题线索。因此在谈话处置问题线索时，就需要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应变、更加耐心做好对方的思想工作。”一位纪检干部说道。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从运用“四种形态”的实践来看，确实如全会所指出，责任、力度和难度都在上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涉及更多监督内容，但凡党规党纪规范所涉及的事项都应纳入“四种形态”，纪检监察机关工作量大幅增加。

　　同时，对于问题线索，什么情况下运用第一种形态，什么情况下运用后面三种形态，都考验着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和能力。有的地方已经进行制度性探索，如广东清远市正在制定《清远市谈话提醒制度实施细则》，列出39种谈话提醒情形，给运用第一种形态提供明确依据。

　　因此，运用好“四种形态”要结合纪委“三转”的不断深化，在实践中把握好政策，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也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尤其是运用好第一种形态不只是纪委的事，更是党委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够齐心合力，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