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时间：2021-08-20 06:46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议题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成为此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未来，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将成为我国新的分配基础性制度。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后，“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释放了什么信号？为何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补上三次分配这一环？我国建立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么基础？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

1 如果说在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十四五”时期则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记者：从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看待这一发展思路的演变？

　　董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平台，研究的都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长远战略。这次也不例外。中央财经委这次会议系统回答了共同富裕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基本路径、工作着力点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架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始终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向前走，每一步都是以目标作牵引，体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目标是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尽可能消除贫穷，在路径选择上，则是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党和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就有目共睹。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后，让发展成果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成为广泛共识。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现代化又成为了新的发展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如今，我们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比如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规模，经济结构也比较好，创新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等，尤其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正在向着高收入国家迈进。如果说在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十四五”时期则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综合考虑我国现在的阶段性特征及现有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2035年远景目标蓝图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首次。可以说，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条件，我们都已具备了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

2 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记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对此，该如何理解？

　　董煜：对于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辩证地认识，不能简单从字面片面理解，尤其要避免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把它看成只是少数人的福利，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平均主义。党中央特别强调，就是为了避免认识偏差带来错误解读。

　　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先富带后富”依然会存在，我们是要扩大工作收入群体，让更多人进入高收入行列。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同阶段，总有一部分人群收入可能相对会高一点，这是正常的。即便实现了共同富裕，也只是说我们的整体平均水平比现在要高，达到一个富裕的水平。

　　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底兜住，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对低的人，也能处在一个比现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小康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的原理也是如此，只不过共同富裕的人均收入水平会远高于小康。即使到了共同富裕实现那一天，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上，依然会有一部分人收入相对较高，一部分人收入相对略低。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整体的平均水平高低至关重要。

　　记者：我们知道橄榄型分配结构中间大、两头小，此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重要意义，有哪些实际举措？

　　董煜：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为4亿，到2035年有望达到8亿。这样巨大的市场，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收入结构中占主体，也就是事实上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由于群体间差距小、利益趋同，需要做的调高和托底的工作少，社会矛盾较小，有利于社会稳定。

　　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就曾专门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我们的决策，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在8月17日的会议上，针对相关工作提出，“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什么叫抓住重点？重点又是什么？重点就是重点人群，针对不同人群相应有不同侧重。

　　比如说，针对科研人员，可能更多要从激励上下功夫；针对企业家，更多要从保护产权、促进规范经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针对农民工，一方面要鼓励他们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要解决他们在城市的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

3 三次分配是在我们的道德、习惯体系下，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捐赠、慈善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它离不开激励、保障两大体系

　　记者：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此如何理解和把握？

　　刘元春：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其中，劳资关系是决定初次分配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

　　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相对于初次分配，它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

　　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公益的制度体系较为完善，发展相对较好，但是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一个补充。

　　记者：三者分别有哪些优势和短板，侧重点有何不同？

　　刘元春：初次分配有个重要特点，必须建立在生产体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由生产体系的功能来决定，也就是按劳分配、多种要素相结合的一种分配格局。

　　这种分配体系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首先要体现生产效率，这对于“做大蛋糕”很关键。我们发现，要素在分配中的谈判能力，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下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效果。所以，只要一提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大家就会想到要在初次分配的制度体系上进行调整，比如居民劳动占比相对较低，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相对过高。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力量相对较弱，资本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相对较强。

　　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劳动要素在分配中间的谈判能力，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障、劳动福利等都要进行立法，强调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纠正劳资间的不对等关系。因此，初次分配里涉及到很多根本性的改革。但应注意到，如果不坚持效率优先，改革很可能会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收入分配的着力点到底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这里面需要权衡。

　　再分配，主要依靠政府来实施，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水平。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福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及差别性的补贴政策等在不同经济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实现收入分配。也就是说，初次分配主要是在基本制度和法制框架下由市场来完成，再分配主要是政府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分配，从而实现民生目标、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

　　三次分配，则是在我们的道德、习惯体系下，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公益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三次分配离不开两大体系。一是激励体系，包括社会道德舆论、税收体系，特别是财产税、遗产税和捐赠税收减免政策。二是保障体系，需要有效的信托法律制度，同时，还要有一些非营利性法人，特别是慈善团体承担慈善捐赠的收集、转移和分配等活动。

4 三次分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记者：为什么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补上三次分配这一环？背后的深层次考虑是什么？

　　刘元春：在收入分配里，对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适度节制，或者说使他们的一些收入能够用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这是一个最直接并且效果最为充分的选择。

　　通过这种途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使大量的高收入人群按照社会公益、社会公德、社会和谐等道德伦理体系来行动，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它又符合自愿原则、公平正义原则，不会在强制性的再分配过程中，伤害一些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利得者的积极性。对于共同富裕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就三次分配来讲，我国目前虽然各种慈善和捐赠活动日益高涨，但与我们整体的经济规模还不相匹配，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励体系和保障制度尚未得到很好完善。我们知道，欧美大量富翁都会积极参与慈善，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选择将自己的部分财产捐作公益基金来从事公益活动，通过公益活动来实现再分配。这当然与整个欧美的宗教、法制和道德体系相关，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税收减免政策，欧美遗产税高的可达50%，很多有巨额财产的人，为了回避财产税，都会主动选择捐赠。

　　此外，按照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策，如果你主动捐赠收入所得，可以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等支出，这就使得一些高收入人员既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目标、道德伦理追求，也能够保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比如很多企业家通过捐赠成立慈善基金，再通过慈善基金来从事相应的慈善活动，从而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

　　就社会激励体系而言，除了非正式的道德体系、伦理体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税收体系，这是一大关键。它激励富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大家注意到，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且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这就意味着下一步围绕慈善事业，国家要完善相应的激励体系、保障体系及立法机制。这个激励体系必然包括捐赠涉及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目前我们很多企业的捐赠是免交企业所得税的，基本上是捐多少就免多少。当然，国家还会有一些更细致、更具体的监管举措，比如审核资金来源，就会看是否符合慈善标准、慈善法。

　　记者：结合现阶段实际情况，我国建立并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么基础？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

　　刘元春：国内早就开展了大范围的社会慈善活动，大量高收入人群都已经开始积极投身公益，比如学校教育的捐赠、健康事业的捐赠，还有一些针对灾区的捐赠等，增长速度和规模已经很大，具有良好的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系，为税收激励体系、三次分配等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不过，有些问题还值得关注：一是我们的税收激励可能不足，西方除了累进所得税，还有大量的财产税、遗产税等征收安排，同时相应规定了参与慈善活动后税收可减免，激励体系更为充分。

　　二是一些信托安排上，我们的中介组织还不太发达，如何使得高收入人群、富有阶层的捐赠更为顺畅、成本更低，值得研究。我们要对信托法律制度加以完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组织在工作创新等方面也需加强。

　　三是进一步弘扬公益慈善文化，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从道德层面加强对践行社会责任优良传统的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