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7日，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的五大在武汉举行。大会召开前半个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因此全党上下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党还完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选举产生了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需要党内设立监察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就像一把利剑，承担起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组织纯洁性的重任。从党的发展历程看，极端重视纪律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成立六年后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是因为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

　　大革命以前，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五十多人发展到近千人。由于党员人数少、机构精干，且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因此这一时期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是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执纪。陈公博、周佛海这两名一大代表，由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就是在此期间被毫不留情地清理出了党的队伍。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后，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组织。两年的时间里，全党党员人数由不足千人增至近六万人，猛增了60倍。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加强党员的纪律教育和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考验

　　五大前，除了党员人数的增加，大量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也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带来挑战。

　　跨党任职的中共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奢侈享受等诱惑，极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甚至出现了思想动摇、贪图享乐、贪污腐化、变节叛党的行为。

　　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发布的《中央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的原因：一是“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二是“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三是“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

　　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发出题为《坚决清晰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针对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布的首个反贪污文件。通告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从以上两份中央文件可以看出，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党员的党性教育，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同时，也敢于承认、揭露、清除党内极少数的腐败现象。

严明党纪以应对严重的白色恐怖

　　1927年4月，蒋介石反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制造白色恐怖，把屠刀挥向共产党员。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党内一些人陷入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出现强烈的消极情绪。有的意志不坚定者开始悲观动摇，公开登报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有的投机分子甚至趁机公开向敌人忏悔，毫无廉耻地转而攻击中国共产党；有些人面对威逼利诱，为了个人一己私利，不惜泄露党的秘密，出卖昔日的战友和同志……

　　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党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教育、约束党员，就显得极为迫切了。根据陆定一回忆，党的五大提出：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

　　于是，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便在党的五大上诞生了。

五大党章中新增“监察委员会”一章

　　党的五大不仅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修改党章，新增第八章“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章中第一次明确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产生方式、职责权限。根据五大党章，新的监察委员会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创设监察委员会是“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

　　其次，在组织程序上，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再次，在人员构成上，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由大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离职时由候补委员按次递补”，“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第四，在工作权限上，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

　　第五，在监察效力上，规定“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可见，根据五大党章的设计，党的中央监察机构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具有极高的监督权威和监察效力。五大对于党的监督执纪机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对于党的纪检监察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