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情指数要吸收公众参与，但对结果的知晓度还是要控制”。

宁波镇海区成立了一个数量超过50人的廉情监测员群体。他们通过社会招募自愿加入，身份不对外公开，定期来开会，每个月都会写信反映情况。

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又有一批干部要坐不住了。

一张名为“廉情指数”的表格，通过一系列指标，将全区62个行政村和局级机关，按分数高低分为A、B、C三个等级。获得C级者，不仅评优评先资格取消，甚至领导干部有可能因此被撤换。

“C级并不意味着必然有腐败行为发生，仅代表该单位发生腐败概率较高。”镇海区纪委常委邹雪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用量化的指标，来监控复杂的反腐廉政工作，是宁波市的一个创举。最早于2005年在镇海区的一些行政村试点，2007年，宁波向全市2500个农村全面推开，两年一次发布全市农村“廉情指数”。一年后，“廉情指数”对镇（街道）和局级机关实现了全覆盖。

廉政反腐的情况，到底能否用量化指标来反映？宁波市纪委一官员出言审慎，“国内尚无先例，一切仍在完善和摸索中”。

拉响红色警报

宁波市镇海区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宁波推出“廉情指数”的初衷，并非因为贪腐严重，“仅是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在一张“廉情指数”的测评表格上，包括了效能建设、阳光决策、民主管理、群众评议、人大政协监督等指标。同时还有激励性评价的指标——如果有媒体宣传或上级肯定，就可以加分；与之对应，也有一个廉情性评价的指标，如果有违纪违法行为就要扣分，这一项指标有20分的权重，一旦被扣，“基本等于一票否决”。

镇海区纪委一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在设定各项指标时，“都要在党内文件和法律法规中寻找合法性来源”。具体指标几乎每年都有变化，“要跟着国家惩防体系和上级纪委当年的工作重点来调整”。

例如，行政村廉情指数测评表，就和村情紧密结合，包括了民主选举、宅基地审批、财务公开等指标，“几乎涵盖了一切村务”，都有不同分值，总分仍是100分。

而针对区级机关的“廉情指数”评测，则把工作效率也作为一个指标来考察。在一份区级机关测评表中，效能建设分值占到了5分。

镇海区纪委一位官员回忆，当时对这一制度命名时，有人建议借用国际上认可的“清廉指数”，但最终采用了“廉情”这个中性词汇。

“廉情指数”试行之初，遇上村干部们的意见反弹。方案制订者之一的邹雪峰说，部分村干部认为，干嘛要搞个排名瞎折腾？最终指数等级与村干部奖金强行挂钩，反对声音方才消减。

起步之初，单个指标便可“一票否决”，某村因为将财务数据张贴在村委大楼三楼办公室，“没有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公开”，年末，该村“村务公开不透明”被评为C级。

一年一评也引发了争议。有干部认为，“年头发现的问题，年中就整改好了，再在年终计入，有失公平。”2009年，年终发布改为季度动态发布，“为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依照镇海的规定，凡是进入橙色预警的单位，便会下发一张限期整改的告知书。一旦出现红色，镇海区纪委书记还要找单位一把手进行“廉政谈话”。在党内监督制度中，廉政谈话的层级仅低于训诫谈话。

廉情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测单位的廉政情况。例如，镇海区纪委发现某园区管委会财务开支混乱，给予管委会橙色预警，结果第二年该管委会便有官员落马。

镇海纪委官员认为，这种动态监控，对干部工作的督促起到了作用。“由绿变橙，便会启动预警；而由橙变红，预警力度将加大，相关单位的领导便开始坐不住了。”

出于现实考虑，宁波对各局级党政机关的测评频度并不一样。像城建、公安等掌握财权和执法权的部门，被列为一级预警单位，测评结果每季度汇集；而像团委、妇联、信访局等“清水衙门”，则半年汇集一次。

镇海区各局级机关的“廉情指数”仍停留在内部通报阶段，并没有像行政村一样，向全社会公开。“各部门的工作职能也不一样，统一排名分级不科学”。镇海区纪委的一位官员解释说，“廉情指数要吸收公众参与，但对结果的知晓度还是要控制”。

信息采集最关键

在宁波市纪委常委张启表看来，要让廉情指数客观反映现实，最重要的就是信息采集。

宁波在市级层面，共设有70个廉情预警信息直报点，分布在敏感部门和大型国企等，有专人负责，定期以书面形式上报本单位的信息，包括单位财务开支信息等。

但宁波市下辖一区县纪委官员坦言，效果并不理想。直报点对外公开，负责人多为本单位领导，“有时上报信息难免自我过滤”。

在宁波镇海，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数量超过50人的廉情监测员群体成立了。这群人是通过社会招募自愿加入的，他们的身份不对外公开，定期来开会，每个月都会写信反映情况。

这个群体里，有人大代表、老干部甚至企业老板。“有些部门吃拿卡要的线索，便是这些企业主主动报告的”。这些人没有工资，也没有线索奖励，“有问题就报，不会强行分配任务”。

宁波市纪委一官员解释道，这本质上还是群众监督，并非类似警方线人的角色，“地方纪委不得安排所谓卧底，这是被中央反复强调过的”。

网络信息的甄别亦被看重。在镇海区主办的“镇海问政平台”上，一旦有人反映问题，且指名道姓某位官员时，“因为事实暂未查清，我们会将其屏蔽，作为线索转至内部系统”。

对于机关“效能建设”的指标，则采用技术进行监控。镇海区各政府部门列出上班时间不得浏览的300多家网站清单，“而市级层面，这一数字达到了400家”。如果公务员在上班时间，登录淘宝之类的网站，电脑会自动弹出警示信息，继续登录，就被系统自行记录。

这一做法合法吗？原镇海区纪委效能监察室主任张彦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专门找专家咨询了相关法律问题，在办公电脑上查找个人历史记录并不违法。

与镇海区隔海相望的北仑区春晓街道，更是罕见地引入第三方进入纪委廉情调查。

据承担此次调研的宁波远东零点咨询公司经理裘军辉介绍，春晓街道主动找到他们，“要求对街道所有行政村进行廉情满意度调查，该结果也将最终纳入廉情指数的测评”。

“廉政问题略显敏感，一般村民畏难情绪在所难免。”据远东零点咨询公司一位调研人员介绍，被拒绝的频次远高于其他调研。

令裘军辉遗憾的是，在第一年“尝鲜”后，这个街道并没有让他们继续跟踪下去。时至今日，这份调研结果并未向社会公开。

“廉情指数”下一步

与镇海区实行全覆盖不同，在市级层面，将市级机关纳入廉情指数仍未成形。“制度初衷还是配合农村惩防体系，在更高层级上推广，尚有难度。”前述市纪委官员说。

宁波市药监局一位官员坦言，在市级机关层面推行“廉情指数”是否科学，在官员内部仍有争论。“如果制度已然完备，因为个人原因出事，对整个系统亮红灯，显然不公平”。

例如，过去几年里，宁波药监系统发生三起案件，“但都是个人原因，如离任后接受他人请托等”。但沿用现行制度，出现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情况的，将一票否决。

在前述市纪委官员看来，“廉情指数”的生命力，在于信息是否完整真实和评估体系是否科学。他回忆，上级纪委曾有关注，但担忧信息如何采集、甄别，以及最后评估体系中对一些数据如何加权。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宁波市纪委曾拟定几套方案，均难言满意，在市级机关全面推开的动议无奈搁浅。

作为替代性方案，廉情预警通知书被更多用于市级机关。2008年年中，连续数位拆迁办主任落马，市纪委专门就此下发通知书，将拆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意见逐条列出。此举甚至引来中纪委相关领导批示。

宁波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廉情指数所强调的预警功能，已在多个部门推开，“只是我们没有对各部门进行评比而已”。

在镇海区纪委常委邹雪峰的构想里，未来的“廉情指数”将用四个字母表示，除首字母表示等级外，将分别对预防、效能、查处三个方面逐一以字母表示。

可以想见，也许会出现诸如“AAAA”这样的廉情指数，“我们要向国际上的信用评级体系看齐。”